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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八章 提前避祸（第2页）

“邹小弟，你不必过于担心。”

为了使邹容能安心跟随自己去日本，陈文强开始半真半假地进行劝慰，“《苏报》报馆是在租界，满清想报复，哪有那么容易。

工部局要维持他们国中之国的权威，不会完全听命于清廷。

如果向满清政府妥协的话，就会破坏租界在中国享有的治外法权，导致中国本土审判权的复归，这在西方国家内部也会引起很大的争议。”

邹容露出愤激的神情，咬了咬嘴唇，沉默不语。

这确实是个非常矛盾的事情，也让人产生复杂的情感，既为列强粗暴践踏中国司法主权而愤慨，却也希望租界能成为革命者的避风港，更希望满清王朝的绝对威权无用武之地，使其不能再大逞淫威。

“我要去日本走一趟，缺个翻译。”

陈文强用征询的目光望着邹容，“希望你能陪我，这将是一次很有意义的远行，一种能救千万人的新药可能就此便会诞生。”

邹容犹豫了一下，说道：“如果只是翻译的话，我可以推荐一两个。

现在这个时候，我还是想留在上海。”

“在上海你帮不上什么，在日本则不同。”

陈文强继续劝说，除了把苏报可能遭到打击的严重性大大降低外，还说出了另外的理由，“听说在东京，以梁启超为首的保皇派的气焰十分嚣张，极力夸大革命的危害。

以邹小弟的学识和激情，我觉得更应该去东京，增加反击的力量。”

明治维新后，日本埋头苦干，励精图治，在甲午战争中战胜中国，获得大量赔款，为国家发展输入了大量血液，可以说日本是吸中国人民的血发展起来的。

到1902年，日本已然以发达国家自居，日本又与老牌强国英国订立了同盟条约，其主要内容是保护双方在中国和韩国的现有利益，其矛头直指俄国。

由于日本的发展神速，日本代替了西方成了中国人学习的榜样，这也是国人急功近利的思想作怪，显然真正应该学的还是西方。

由此掀开了中国人东渡日本的高峰年，黄兴，邹容，陶成章，廖仲恺，鲁迅等人，均于此年先后来到东京。

这一年对于维新派和革命派都是关键的一年，他们的活动中心都在东京，他们的政治领袖都在东京，他们的争夺的重点无疑也是东京。

陈范曾任江西铅山县令，因为对地方教案“处理不当”

而被免官。

他亲眼目睹了清朝官场的黑暗、戊戌变法的失败，因此非常希望通过办报来呼吁国民救国图强。

当时爱国学社刚刚成立，经费不足，遂与《苏报》相约，由学社教员蔡元培、吴稚晖、章太炎等七人轮流每日为报社写评论一篇，报社则每月给学社一百银元为报酬。

而新版《苏报》一经推出，就以其“针砭时弊、力主改革”

的办刊风格赢得了知识界的青睐。

梁启超曾称赞说：“屹立于惊涛骇浪、恶毒迷雾之中。

难矣，诚可贵矣！”

1903年2月，已经成为爱国学社师生发表言论的园地的《苏报》特辟《学界风潮》一栏，将各地学堂中的腐败黑暗现象公之于众，赞扬进步师生的抗争。

这样，《苏报》大为世人瞩目，不但稿源不成问题，销售量也是节节攀升。

如果仅仅报道学界风潮，抨击权贵，那也最多只是态度偏激而已，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苏报》的革命色彩越来越浓厚，措词越发尖锐，矛头指向也更加明确了。

到了1903年五月末，陈范正式聘请爱国学社学生章士钊为《苏报》主笔，使《苏报》迅速向辉煌的顶峰攀升”

。

六月初，年少气盛的章士钊以初生牛犊的猛劲，从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对《苏报》进行了大胆革，宣布“本报大改良”

，将报道“学界风潮”

的栏目移到头版头条，言论更加激进；随后，苏报在《革命军》发表后，发表了章太炎的评论文章，盛赞其为“国民教育第一教科书”

；六月二十日，又发表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在该文中，章太炎直呼光绪皇帝的名字，号召“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

；六月二十二日，更是刊出《杀人主义》一文，狂歌“杀尽胡儿才罢手”

、“借君颈血，购我文明，不斩楼兰死不休，壮哉杀人”

之类惊世骇俗的词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