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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当时的一些基本经济状况（第4页）

于是在农民那里，他觉得自己交的税是一百石，而实际上政府真正收到只有60石。

那么当中40石的好处跑到哪里去了？显然就是跑到那些买进卖出的商人那里去了。

粮价的时间差异会造成这种农民负担没有减轻，而政府收入也没有因此增加甚至反而减少的结果。

真正从中获取利益是商人。

同样南北粮价的差异也会造成类似的结果。

南方的粮价低，北方的粮价高。

南方的粮价低的时候能低到每石米只有0.3两白银（如黄仁宇说的“在16世纪晚期，广州的粮价可能跌至每石0.3两白银”

[32]117），而北方的粮价则接近每石1两白银，我们这里不妨算每石0.9两白银（事实上，李隆生在估计明代农业总产值的时候，用的价格就是每石0.9两白银）。

还是用刚才那种方法计算，在南方一个农民交纳100石的粮食税收，折合成银子是30两白银，而这30两银子送到北京去的时候，实际上只能购买33石左右的粮食，中间将近损失了70%。

假设一个地主总收入是1000石的粮食。

对北京的中央政府来说，实际上只收取了南方农民130的赋税，而对南方的农民来说，他交纳的却是十分之一的赋税。

这中间的好处不用说，又全部落在了买卖的商人口袋里去了。

这种粮价波动造成的影响对于解释为什么政府实际收到的赋税很低，而农民实际的交纳的赋税其实并没有那么低应该还是比较有力的。

这里面的差额实际上是被商人拿去了。

接下来看第二个方面的原因，黄仁宇全国平均税率不超过10%的估计是根据《大明会典》以及各地方志的记载，对每个地区的情况进行逐一分析后得到的。

这个10%的自然是靠字面上的记载估算得来，同真实的情况应该说还有比较大的距离。

这些地方志的记载说，每亩田应该交纳多少两多少两银子。

但实际上仅仅是一个理想状态，最后交纳的时候，能否真的落到实处，是很成疑问的。

明朝晚期，即便农业上，偷税逃税漏税的现象都相当严重的。

我们上面的部分实际上已经引用过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中收集到明代文献资料中关于这方面情况的记载。

比如《漳州府志》中说

“田入佃手，其黠者逋租负税，莫可谁何，业经转移，佃仍虎踞，故有久佃成业主之谣”

“甚者大租之家于粮差，不自办纳，岁所得租，留强半以自赡，以其余租带税与积惯揽纳户，代为办纳，虽有契券，而无贸本交易，号曰白兑，往往逋负官赋，构词讼无已时”

《漳蒲志》“今深山中巅崖皆开垦种艺，地无旷土，人无遗力，然土田日增而顷亩粮税日减，即国家不尽民之财力而弊端所在，有司者宁不察其故乎？盖豪户猾书交互为弊，有私自垦田而全不报官者，有辟地数顷而止报升合者，又有隐匿腴田而捏作陷江者，有飞诡税粮而幻去亩籍者。

夫是以新额无增于前，而原额日减于旧，职此之故也”

“环海之利，岁收不啻四五千金（这应是个人的一年收入），其所输官者，未及五十分之一

此外还有各种逃税的手段，也即所谓的“飞洒、诡寄、虚冒”

，过去一些论者常常把这些当成是明代晚期富裕地主把税收负担转嫁到贫苦农民身上的手段。

其实根本就是大谬特谬，这里根本就不是什么转嫁的问题，就是偷税漏税的手段。

把偷税漏税的行为当成什么转嫁负担，完全是转移视线，有意误导。

这三项中，飞洒勉强可以转嫁税收负担联系起来，但实际上晚明时期，一般平民谁都不是吃素，谁都不高兴当冤大头吃亏，所以这种手段实际上应用的并不多，更多的是“诡寄、虚冒”

。

《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说“飞洒者，损人以裕己者；诡寄者，避重以就轻者；至虚冒者，一切欺陷，以负国课耳”

总而言之，这种种欺瞒手段，偷税漏税的行为，造成的结果是即便单纯就农民本身的负担而论，税率大概也远远达不到10%，估计可能在6%左右。

综合以上两个方面的分析，晚明时期，国家方面实际征收到的农业赋税，所有摊派零碎全部加起来，总和也低于4%；而就农民方面来说，其实际负担低于6%。

实际上，无论4%也好，6%也好，甚至采用黄仁宇估计最高数字10%，这样的税率都是相当低。

但即便是这样低的税收，晚明时期也很少能够足额征收到。

我们不妨看看黄仁宇对此的描述

“在16世纪后期，即使完纳税收80%也被认为是很大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