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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9 武后宾天扶柩归京（第1页）

自上次突然昏厥之后，太皇太后的身体状态便每况愈下，每天昏睡时多，清醒时少。

圣人终究还有许多的军国大事需要处理，也难寸步不离的朝夕守护。

同时心里也明白，这样的状况已经不是药石人力能够挽回，与其整日愁容相对，不如在这最后为数不多的时光里尽力弥补一些人事上的遗憾。

为了让宗亲故旧们便于出入探望，圣人索性搬离了上阳宫，回到太初宫视事办公，只在朝夕探望，并留皇后等女眷们于上阳宫照料。

家事之外，这段时间里朝事也颇繁忙，北征军事的各项收尾，各道诸州的政务汇总，以及每年一次的科举典选等等。

今年的科举策问题目由圣人亲自拟定，内容多与止戈休养有关。

科举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典选才士，同样也有着上通下达的作用。

开元以来，大唐的用政基调就在于复兴，无论对内还是对外。

过去这十年时间里，在内恢复了纲常秩序，完成了天下籍户的编修，授田劝耕、民生欣然。

对外的成果那就更加辉煌了，先是击败吐蕃、收复了青海，接着又震慑新罗、重治百济并消灭了靺鞨人的叛乱，如今又犁庭扫穴、攻破了突厥余孽，在疆土上恢复了高宗全盛时期，甚至还有增益。

李潼并非穷兵黩武、好大喜功，凡所对外的战事也都保持着相对稳定的节奏。

但即便如此，他也深知眼下民力使用已经达到了一个极限，接下来需要进入一段全面深入的修养期。

只有根基夯实，未来才能继续走远，开创更大的辉煌。

所以今年的科举，也是对外界释放的一个信号与承诺，在保证当下疆土控制力的前提下，未来起码十年时间内，朝廷都不会再作大的征战计议，给民众以充足的休养。

这也并不是满足当下、雄心冷却，自古以来兼并容易而凝聚实难，大唐立国之基础、周边境域之环境，终究不适合走上以战养战的高速扩张。

若不想鲸吞万里只作昙花一现，便需要一个更加牢固的基础。

这样的想法也并非李潼一人之计议，今年的科举选士虽然没有出现什么后世耳熟能详的名臣才士，但凡所策问论述也都可圈可点，并非一味的歌颂，多有针砭时弊的文章涌现。

有一些文辞论证过于尖锐，看得李潼都颇觉臊热。

他于此世兴治，虽然占了几分先知的便宜，但也知过往十年诸多大事兴作，即便勉强顾得大体，小处难免会有失察。

诸科举选人们文章笔力或是不如在朝臣员老练纯熟，但因其身份特殊、介于官民之间，各类观点也颇有可作借鉴自警之处。

一些官方立场难作审察的地方弊病，也从这些来自州县的选人们文章中体现出来。

除了与民休息的基调确定之外，一些遗留的人事问题也已经到了该作了结的时刻。

李潼并不知李隆基对于自己“篱墙筑定、打扫厅堂”

的计划预判，但这段时间里除了正常的军政事务处理之外，他对于长安的一些人事隐患也的确颇有用心。

即便听到这些言语，也不会因知己难寻而有什么怜悯。

发生在长安的一些骚乱，在四月初消息传递到了东都，首先抵达的是内卫眼线的奏报。

内卫眼线奏报的情况不独只有那一篇《鸠鸟赋》妖文，凡所相关人事线索都有述及，足足几大卷的书文内容。

“看来是只有这么多了。

人事潦草，不当大事……”

在将这些奏报翻阅一遍后，李潼略作叹息，给出了这样的评价，心情既有几分欣慰，又略感意犹未尽。

后世对于武周代唐、特别是对武则天这个人，评价褒贬不一，但无论有着怎样的看法与评价，大多都是立足于一个完整的历史进程进行评说，而对当时此世产生的影响，则就有些不够尽实。

抛开感情因素的影响，李潼对他奶奶执政以来还算比较认可，对世族的制裁压制、对人才的选拔与寒门的启用，还有就是在内政方面的建设。

上层政治态势混乱不堪、对外战争的一塌糊涂，这都是客观存在、无从洗地。

但是对开元政治人才的发掘与储备，以及民生政治提供的基础，也的确是增益明显。

起码就李潼而言，如果不是他奶奶长期持续的对关陇世族的压制削弱，他也难能获取这么大的施政空间，可能到现在还要沉浸在彼此倾轧的政斗中，甚至于无望大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