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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星罪犯（第1页）

一、一包玉米和10年徒刑

任何人走向犯罪都有着外部的和内部的原因。

白宝山返京后不到一个月就重新作案，5o天内连作4案，打死哨兵1人，打伤军警人员6人，除了他反复强调的户口问题外，当然有着他自身的更深层的根源。

早年因盗窃，他被判刑。

这造成他的家庭破裂，妻子与他离婚，儿女也跟着受累。

他认为前罪判得过重，这影响到他的整个前程。

他把这笔“账”

记到法律和社会的头上。

按照白宝山的说法，他仅仅因为盗窃了人家几件衣服，就被判了4年徒刑。

在服刑期间，被揭发出另一件事：他因喂鸽子，入院盗窃人家一书包玉米，被主家发现，追出来，他用木棍打了对方头部一下——结果，他被冠以抢劫罪，加判了有期徒刑10年。

他不服气。

在判决时，他就认为法律对他不公正。

他没有犯那么大的罪，却被判了重刑，对此他耿耿于怀。

服刑期间，他在监狱里还反复研究刑法，以弄清什么是“盗窃罪”

，什么是“抢劫罪”

，认为他充其量是盗窃，不应以抢劫罪量刑。

这件事他始终装在心里，成为其报复社会的理由之一。

那么事实是怎样的呢？

我仔细阅读过有关方面的材料，应该说，量刑尺度，在不同的时期都有着当时的标准，我们只能历史地看待；另一方面，事情也不像白宝山描述的那样简单。

我们可以看一下关于白宝山早年的两次判决书——

1983年，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83）石刑字第46号刑事判决书所确认的主要事实如下：

一、1982年12月，白宝山与张某在居民区盗窃晾晒衣服2件，价值人民币10元。

二、1983年1月21日，白宝山和张某连续撬锁3起，盗窃天鹅牌坤表1块，旧皮夹克1件，真丝被面2块，尼龙双人蚊帐1顶，尼龙自动伞1把，女式高跟鞋等共70余件，价值人民币50o元。

三、白宝山1982年12月16日入室盗窃凤凰牌自行车1辆，价值人民币110元。

据此，白宝山以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

1985年，白宝山在监狱服刑两年后，被揭发出犯有余罪，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法院（85）宣刑字第157号判决书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白宝山1982年12月17日夜，在古城前街某号院内，偷玉米3书包，被事主郝某发现，追至门外。

白宝山用木棍猛击郝的头部，致使部某颅骨线形骨折，头皮裂伤，缝合9针。

二、1982年底，白宝山伙同白某，在石景山综合修配二厂一车间，盗窃手推车外胎170条，车轱辘两个，价值人民币3150元，运出销赃，得款2855元。

已全部追缴，发还。

三、1982年8月8日，白宝山伙同石某，偷盗牡丹牌12英寸黑白电视机1台。

四、1983年1—3月，白宝山伙同石某等，偷盗工厂仓库内管件，阀门160件，价值1900元，偷盗圆木1根，直径40厘米，长7米，销赃得款500元，全部挥霍。

据此，白宝山被判抢劫罪5年，盗窃罪7年，决定执行11年，与前盗窃罪4年合并，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4年（自1983年3月8日起，至1997年3月7日止），剥夺政治权利2年。

从以上材料看，北京市两家初级人民法院当年对白宝山的量刑应该说是恰当的，并无如他所说偷一书包玉米便加判10徒刑的畸重情形。

1982年前后，社会平均生活水平很低，多数工职人员月薪只有几十元人民币，白宝山的盗窃数额不菲。

他多次与同伙入户盗窃，性质恶劣。

而在刑法上，对盗窃罪与抢劫罪的区别有着明确的规定，持械行凶，抢夺他人财产，伤害他人身体，以抢劫罪判刑是完全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