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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第9页）

有人肯定地对我说，索尔朋神学院有一纸谴责书，可我根本就不相信。

索尔朋神学院根据什么要掺和这事呢？它想硬说我不是天主教徒吗？可这是众所周知的呀。

它想证明我不是一个好加尔文教徒吗？可这与它有何相干？操这份心真是太蹊跷了，这是越俎代庖，要顶替我们的牧师。

在见到这一纸谴责书之前，我以为是他人假借索尔朋神学院之名，使之流传开去，以取笑该神学院。

读了它之后，我便完全相信确系如此了。

最后，当我对它的真实性再无法怀疑的时候，我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必须把索尔朋神学院的人送进精神病院去。

另有一个材料更令我痛心，因为那是出自我一向敬重的一个人之手，我敬佩他的坚定，但可怜他的盲目。

我说的是巴黎大主教反对我的那份训谕。

我觉得我不得不予以答复。

我可以做到不失身份，这同我答复波兰国王的情形几乎一样。

我从不喜欢伏尔泰那样的粗暴争吵。

我只会颇有尊严地与人相辩，而且我希望攻击我的人不辱我的回击，方肯予以自卫。

我毫不怀疑，这份训谕是耶稣会士的手笔，而且，尽管他们当时已自身难保，可我始终可以从中看出他们践踏落难之人的那一套旧的准则。

于是乎，我也就可以按照自己的老准则行事，既尊重名义上的作者，又猛击该文本身：我相信我以前就是这么干的，还挺奏效。

我觉得在莫蒂埃的日子很舒服，而且，为了决心在此终我一生，我所缺少的只是可靠的生活来源。

此处生活费用挺高的，而我因旧家拆散，安了新家，所有家具什物全都变卖或丢失了，加之离开蒙莫朗西以来我所必需的一应花销，所以我从前的所有计划眼看着全被推翻了。

我眼见我所有的那一点点钱财在逐日减少。

过不了两三年，剩下的那点也将耗费殆尽，而我又看不见有什么生财之道，除非重新开始写书，而这又是我已经抛却的不祥的职业。

我坚信，不久，一切将朝着于我有利的方向转变，从疯狂中彻悟的公众将会使权势者们为自己的疯狂而汗颜，所以我便竭力把那点点钱省吃俭用，以维持到时来运转之时，那我就有更多的可能从送上门来的生活手段中去加以选择了。

为此，我又拿起我的《音乐辞典》来。

这部辞典我已搞了十年，已差不多了，只欠最后润色，誊清即可。

我的书籍不久前送来了，为我完成该作提供了资料。

同时寄来的我的文稿使我可以开始写我的回忆录，我今后将一心一意地去写它。

我先开始把一些信件转抄在一个集子里，好引导我按事情和时间的先后次序去回忆。

我已经将我为此目的而要保存的那些信件作了筛选，而且，将近十年以来的信件我也没有停止挑选。

然而，在我整理它们以便转抄时，我发现其中有一段空白，使我大为惊异。

这段空白差不多有六个月之久，从一七五六年十月到次年三月。

我清清楚楚地记得我在筛选时已将狄德罗、德莱尔、埃皮奈夫人、舍农索夫人等的许多信挑选出来了，而他们的这些信正好是在这段空白时间写的，可却找不到了。

都哪儿去了呢？我的文稿留在卢森堡府中的那几个月中，有谁拿过吗？这是不可思议的，而且我曾看见元帅先生拿走了我存文稿的那个房间的钥匙。

由于好几封夫人们的信以及狄德罗的所有信件都无日期，我曾不得不凭着记忆摸索着给它们把日期注上，以便把这些信按时间顺序排好。

我起先还以为自己把日期注错了，所以便把所有这些原先无日期或经我补注上日期的信件重新过一遍，看看是否有属于这段空白时间的信件。

但一无所获。

我看到这段空白确实存在，那些信肯定是被人偷走了。

是谁偷的呢？为什么偷呢？我百思不得其解。

这些信都写于我的那些大争大吵之前，写于我因《朱丽》而初尝醉意之时，与任何人都无利害关系。

顶多是狄德罗的一点烦扰，德莱尔的一点挖苦，舍农索夫人以及我当时与之关系十分密切的埃皮奈夫人的一些友谊的表示。

这些信能对谁那么重要呢？想拿去干什么用呢？只是在七年之后我才猜到这场偷窃的可恶目的。

确证有这一段空白之后，我又在自己的稿子中查来查去，看看会不会发现还有别的短缺。

我又发现几件，而且，由于我的记性不好，致使我猜想在我的众多文稿之中还会有别的短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