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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第11页）

马尔泽布尔先生劳动大驾，前来蒙莫朗西安慰我，他总算让我平静下来，因为我对他的正直绝对信任，消除了我那可怜的脑袋里的疑惑，所以他安抚我的话便句句入耳。

他见我忧心忡忡、惶惑不安的样子，自然觉得我非常值得同情。

他也确实在可怜我，因为他又想起了他周围的那帮哲学家经常不断地给他灌输的话语。

当我住到退隐庐去的时候，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他们声言我在那儿是待不长的。

当他们看到我坚持住下去时，便说我这是因为执拗，因为自尊，因为羞于改口，但又扬言我在那儿会闷死的，而且说我过得非常不幸。

马尔泽布尔先生信以为真，还写信来劝过我。

我如此敬重的一个人竟有这种错误想法，让我颇为伤心，于是，我便连续给他写了四封信，向他阐述我这么做的真正动机，我如实地向他描绘了我的情趣、我的志向、我的性格以及我心中的所思所想。

这四封信我没打草稿，笔走龙蛇地信笔写去，甚至写完之后也没复看一遍，它们也许是我这辈子写得如此顺畅的唯一的东西，尤其是我当时万般痛苦，极度颓丧，这就更令人惊奇了。

我自觉已心力交瘁，一想到我在正直的人们心中留下一种对自己极不公正的看法，不觉悲从中来，因此，我便力图通过在这四封信中匆匆拟就的纲要，来多少代替一下我已计划好的那部回忆录。

这几封信马尔泽布尔先生看了挺高兴，并在巴黎拿给人看。

它们可以说是我在此详述的东西的概要，正因为如此，它们值得保存下来。

大家将可以在我的信函箱中见到这几封信的抄件，那是经我请求他让人抄的，并且，几年之后寄给了我。

唯一使我伤心的事就是，在我死之将至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可以信赖的文人，让我能把我的文稿交在他的手里，等我死了之后，为我进行整理。

自从我去日内瓦旅行之后，便与穆尔杜交上了朋友。

我很喜欢这个年轻人，真希望他能来为我送终。

我向他表示了这一愿望，而且，我认为，如果他的事务摆脱得开，家里人也同意的话，他本会很乐意地做此善事的。

由于不能遂愿，我至少想向他表示我对他的信任，因此，便在《萨瓦副本堂神甫的信仰》一书出版之前寄给了他。

他很高兴，但我觉得他在回信中并没有表现出像我当时期待着该书效果时那么笃定。

他希望能得到我的别人没有的几篇东西。

我给他寄去了《悼故奥尔良公爵》，这是我替达尔蒂神甫写的悼词，神甫并未宣读，因为他没有料到，读悼词的不是他。

印刷工作恢复之后，一直在继续着，甚至挺顺当地完成了。

我还发现有一点是挺奇怪的：在对头两卷非逼着改版之后，人们对后两卷却一句话也没说，对其内容并未挑剔就让出版了。

可我仍旧有点不放心，我不得不说一说。

在害怕耶稣会士之后，我对冉森教派和哲学家们也害怕起来。

我是一切所谓党派帮系的敌人，我从来就不指望这种人对我有好感。

“长舌妇们”

一段时间之前，离开了他们原先的住所，在紧挨着我的地方住了下来，以致从他们的房间就可以听得到在我房间里和平台上所说的每一句话，而且，从他们的花园，轻易地就可以翻过与我的塔楼相隔的那堵矮墙。

我曾把这个塔楼改作我的书斋，所以我在塔楼里放了一张桌子，堆满了《爱弥儿》和《社会契约论》的校样和印好的散页。

人家随印随寄，我便随即将这些散页装订起来。

因此，在人家出版之前，我的桌上已经早有我的全部成书了。

我的愚蠢，我的马虎，我对我囿于其花园之中的马达斯先生的信任，使得我常常晚上忘了关好塔楼的门，而第二天早上便发现它大开着，要不是我觉得文稿被动过的话，我还不会惊慌的。

我好几次注意到这一点之后，便小心些了，把塔楼的门关好。

但门锁不好，锁不牢。

由于我开始留心了，所以便发现比让门大开着时翻动得更加厉害。

最后，我装订好的书中有一卷竟然丢了一天两夜，不知去向，直到第三天早上，我才发现它又回到了我的书桌上。

我未曾也从未怀疑过马达斯先生，也没有怀疑过他的外甥迪莫兰先生，因为我知道他俩都喜欢我，而且我也完全信任他们。

我开始对“长舌妇们”

有所怀疑了。

我知道他们虽说是冉森教派，但与达朗贝尔有联系，而且住在同一所房子里。

这使我有点不安，也使我更加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