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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四章 位列京卿（第4页）

“所以，二云踌躇再三，只好弃车保帅。

他和我说，他之后不久，便将初次辑出文稿毁去，重新辑录了一份，这次便只好对薛史旧文，多有改易了，譬如原文只有戎字，若指的是契丹，便直书契丹。

就连‘犯’、‘寇’诸字，也只得改为‘入’、‘据’……二云也告知于我，他所为此事，实在是无奈之举，眼下考据大兴，古本优于今本之理，二云又如何不知？可为了《旧五代史》能留于后世，他不得不如此了……他说，这书已经失传了一次，他不想因为个别字句的违碍，让这书再失传第二次……”

（按：《旧五代史》辑录之初，于邵晋涵抄本中即有改动，武英殿本更多。

但改字的问题，已于民国之时，由学者陈垣加以修正。

目前常见的《旧五代史》版本，已不存在这个问题。

）

阮元在京城多年，自然也知道乾隆因为忌讳，在修订《四库全书》之时，对违碍词句，往往有所改动（按：现代古籍整理出版，以古本为据，已是通识，只有全无古本可据，才会以《四库全书》本为据，故而现今流行的古籍版本，除非仅有《四库》孤本，已不存在《四库》改字的问题。

）。

故而也十分同情邵晋涵，问道：“那……难道先生便是因为此事，不愿再回京城了么？”

钱大昕道：“当日之事，也不只如此。

其实不瞒你说，我仕官之事，之前是与你讲过的，那还是乾隆十六年，那个时候，皇上正当盛年，意气风发，凡所决策，无不圣明。

老夫那时候，也是真心把皇上当做神明一般。

可二十年过来，皇上年纪大了，疑忌之心，也与日俱增，民间生员，多有因诗句中偶有一二违碍之处，便被检举出来，定了大逆的。

甚至有些诗句，看来并无不通，却也有人穿凿附会，说是悖逆之言……皇上他清楚，老夫绝无犯上之心，故而老夫写那《廿二史考异》，皇上从未过问。

可这般寻章摘句，老夫……老夫也实在是心寒。

想想二云勤于四库，本是为了存遗文于后世，不使先人之言湮没无闻，可现实却是……老夫想到这里，归京之心也就淡了，之后守制期满，也只闲居家中，在江南各个书院讲学为乐，京城却是不愿再来的了。

后来因为遇见你和渊如，觉得你们或许可以挽狂澜于既倒，才与你们北上，想着再指点你们一番。”

想到这里，又不禁叹道：“皇上钦定正史，二十四部，可我只写《廿二史考异》，却是为何？只因这《明史》和《旧五代史》是国朝修订辑录，老夫生于国朝，又有何异可考呢？想来还是不添这个麻烦了罢！”

阮元听着，也知道钱大昕是一心为了学术，并非什么“悖逆之言”

，更何况，他既然选在后院和自己说这番话，便是想让自己保密。

既然已是秘密，又有何“悖逆”

可言？当下答道：“先生此言，也是为了学问，乃是心忧天下之事，绝非悖逆之言。

只是这天下，眼下尚属太平，先生希望学生挽狂澜于既倒，却是找错了人啊？”

钱大昕笑道：“天下太平？若早得二十年，说一句天下太平，老夫倒也深信不疑。

可如今的天下，早已是危机四伏了。

皇上八旬万寿，本来说的是督抚藩臬，进献自便，可最后天下督抚藩臬，皆有厚礼，这事你可知道？”

阮元道：“此事学生略知一二，这些日子，学生准备日讲和南书房之事，和皇上见得多了，皇上也偶有提及，说天下督抚，皆是尽忠之人，故而人人都有进献。”

钱大昕道：“尽忠？皇上原来说的是进献自便，可下面接到的诏书呢，却都是三品以上皆需进献啊？想来是有人从中改了诏旨，可即便如此，这番尽忠，背后又是什么？外官中三品以上的督抚提镇，加在一起要有上百人，皇上八旬万寿那日，你也看见了，除了你朱恩师，其余督抚无不是大肆铺陈，竞相夸耀。

可这进献出自何人，出自天下万民啊！

他们为了在皇上面前尽忠，背后便只好巧立名目，百般搜刮。

总督要献礼，巡抚要献礼，布政使按察使要献礼，这些礼加在一起，百姓承受得来吗？”

“伯元，你年纪还轻，老夫也知道你自幼生长扬州，本是富贵之地，或许，你还没见过真正贫苦无依之人。

可老夫数次出任学政，挂冠以后也多次前去中原游历，天下人什么样，老夫看得清楚啊。

眼看乾隆一朝，天下户口从一万万变成了三万万，可这新增之人，却大多都是穷苦之人。

湖广、河南，都有不少，平时无灾无疫，倒也罢了，一有水旱灾害，便是成千上万人衣不蔽体，食不果腹。

可州县官吏呢，在官府中饱私囊，一到救灾赈济，便敷衍了事。

各地亏空，也是一日甚于一日，只不过眼下大多百姓尚有生路，故而看起来天下太平罢了。

可长此以往，只怕……伯元，你以后的路，可不好走啊。”

“伯元，我知道你身在翰詹，又在南书房随侍，文章诏敕之事，绝不会少了的。